文|徐 来
编辑|徐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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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她嫁进王府,又卷走财宝;情陷张学良,还脚踏数船。
民国乱世,这个女子活得比谁都明白,可结局远比想象更诡异。
镶红旗的格格,进了王府的门
她姓唐,原姓石,满族,他他拉氏,镶红旗出身,清朝虽亡,旗人余威还在。
展开剩余90%北京城里,八旗子弟走起路来,腰杆照旧挺着。
唐怡莹生在这样一户皇族后裔家,老辈是贵人,手里也还有些地,还有些人脉。
她从小读书,写得一手好字,画也不差,尤其工笔山水,一笔一线都不含糊,身量颀长,眉眼英气。
京城认识她的都说,模样不算极美,可那种神情,叫人忘不掉。
十七岁那年,一道婚约把她送进了王府,嫁的是清末醇亲王之孙——溥杰,比溥仪小两岁,皇族嫡脉。
婚礼办得排场,北平最贵的红毯从王府铺到府门口,礼炮响了三响,八人大轿把她抬进门。
街上围着的人说:“这位格格真艳福不浅。”
可进门后日子没过几天就变了味。
溥杰长年跟着长兄溥仪,要去外地“读书”,一年在家待不上几次。
王府偌大,守着一堆下人和旧规矩,唐怡莹的脾气早晚要炸。
她开始一个人出门。
先是去琉璃厂买画纸,再是去琉璃厂卖画,她的画挂上墙,没人知道她是王府少奶奶,有人出高价买,她就接,钱不多,但手头宽点,也不必看下人脸色。
这年头,旗人落魄的不少,王府也不是铜墙铁壁。
溥杰走后,她在府里当起“女主人”,指挥下人、打点钱粮,谁敢对她摆谱,她一句话顶回去:“我可是王府里头的少夫人。”
日子一天比一天脱了规矩,衣裳不穿旗袍,改穿洋装,出门不坐轿子,改坐汽车。
府里的老太太劝她:“女人还是安分点”,她翻脸:“您那套留着给自己孙女说。”
有一年冬天,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,白纱长裙,头发挽起,脚踩高跟,妆画得挑不出毛病,厅里灯光打下来,人群里那个少年将军一眼就盯上她。
张学良,站在舞池边,穿一身灰呢军装,肩章亮得刺眼。
他比她大几岁,刚从东北飞回来,身边围着北洋军阀的公子哥,和留学归来的小姐们,可他偏偏向唐怡莹走过去。
那一晚跳了三支舞,张学良主动请的,她一点不推让。
有人眼红,有人看笑话,还有人悄悄在背后打听她是谁,她只笑一句:“姓唐,画画的。”
没人知道她进了王府,也没人知道她嫁了人。
张学良进门,她转身偷走一整个王府
从那以后,张学良成了唐怡莹的常客,饭局舞会,有她就有他。
有时候在西山,有时候在颐和园,更多时候在她租下的六国饭店公寓。
她跟张学良谈感情不多,谈事更多。
东北那边怎么样,北京这边谁又换了岗,她都问得细,张学良不是傻子,也不是第一次和女人来往,可他身边没遇到过,这么个“有脑子的女人”。
有一天唐怡莹开口:“我想让溥杰离京,去奉天。”
她亲自写信,说北平局势不好,去东北进军校更稳当。溥杰信了,真走了。
这一走,王府空了。
守门的老仆是她管的,账房是她安排的,财库钥匙就在她床头抽屉里。
她开始“搬东西”。先是首饰、字画,再是瓷器、银器,最后连一些田契地契都卷走。
三个月内,整个醇亲王府值钱的东西搬空一半,有人看见她晚上装箱,有人看见陌生人把东西运出府门。
溥杰在奉天没法问。王府外人进不来,谁也没证据。
有人在茶馆里悄悄议论:“这位少夫人不简单,动手就这么干脆。”
张学良呢?听说只笑了笑,说:“画得一手好山水,心比谁都明白。”
她不觉得羞,也不藏着掖着,拿着钱,继续画画,开了画展,还出了本册子,画里没有宫女、没有花鸟,全是山河大景,笔法干净利落。
又与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搭上了线,卢家有钱,卢筱嘉有闲,两人住进六国饭店,三个月没露面。
唐怡莹搬来好几个箱子,外头贴的还是“王府物资”,这些箱子,从王府带出来的。
张学良也不是不知道,他和于凤至关系早破裂,对唐怡莹既不深情,也不冷漠,只说:“各自过得好就成。”
北平人开始传,说唐怡莹是“把王府扒了底儿的女人”,又说她是“踩着两个男人的脚尖上位的”。
可没人敢当她面讲这话,在国画圈混得风生水起,画展开到了南京,名人来捧场,报纸登她的画评。
王府那边呢?早没法翻案。
财物不见了,溥杰人在东北,回头也说不清,更何况,哪怕真追回来也不值钱了,清朝没了,皇族不再管事,满城都是落魄亲王。
唐怡莹就是看得清,才下得狠手。
感情浮沉,多线并行,她活得比谁都潇洒
张学良那边,没了激情,也没了后话。
有人问起,她轻飘飘一句:“年轻时谈过个朋友,飞得比我快”,别人再问,她就笑笑,不答。
她的画越画越大,笔也越来越硬,山石结构像刀子削出来的,连故宫几个老画家都皱眉。
再说卢筱嘉,那小子家里实权不小,人倒也温吞,可没几个月,唐怡莹就觉得腻了。
她要的不是寄人篱下,而是能自己抬头走路。
分手当天,她把卢家送的几件古玉留了,一封信也没留。
这时候,北平已经开始变天,唐怡莹看得清楚,主动退出那些应酬圈,收了在饭店的画廊,也不再摆展,只闭门画画。
有人买,她挑人卖,不挑价。
要真识画,她半价也给;要是只看她名字,价翻五倍也不卖。
城里一些留洋归来的评论家,开始注意她,说她“用笔如刀”“不似女流”。
还有人说:“画得刚烈,是因为人也刚烈”,她听了,端茶一口,淡淡回一句:“那是你们不懂。”
北平再动荡,也没搬走,房子是她用画换的,挂号落在她名下,画室铺满棉纸,炉子烧得热,外面雪厚得埋人,她坐在画前,照画不误。
有人来看她,见她一身旗袍改良,脚踩棉靴,桌上是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山海经》。
她不再说笑,也不再陪跳舞,只留一句话:“再闹下去,要走的都得走。”
那年,她三十五。
山河万里,归于孤影
1949年前后,北平形势彻底变了,旗人散了不少,老宅变公寓。
唐怡莹没有立场,不问时局。只带着几卷画、一口小箱,登上南下的船。
先到南京,后去台湾,没人通知她,也没人安排,自己找关系进了台湾师范大学旁听,画照旧画,还带学生。
她教的学生记得清楚:画讲得细,话说得冷,改起稿子来一笔划烂,别人叫她“唐先生”,没人敢叫她“唐小姐”。
又几年,去了香港。
先在中文大学挂教,后来在港大教普通话,国画还是主业,只是画风更硬了,画里不再有山,只有石;不再有雪,只有冰。
晚年住在香港湾仔一处旧楼顶层,房小、潮湿,角落里挂着王府旧时的绣屏,画架上堆满旧墨。
七十多岁还自己去买宣纸、亲手磨墨。
1993年冬天,她病了,没人照应,在医院孤独去世。
那年她89岁,无子无女,无亲无故,港府火化她时,才知道她原来叫唐怡莹,是北平旧王府出来的女子。
当年的张学良,活到晚年,说过一句:“这辈子遇过的聪明女人,她最凶。”
唐怡莹走时,留下一屋子画,一屋子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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